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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中，找工作也需打拼，除了靠自己的能力，有时还得拼爹、拼钱。比如媒体报道的西安市民文女士，已在西安一家事业单位工作3年多。进入这家单位时，在面试前，父母四处托关系，先后多次送钱送物，等她顺利通过面试，已陆续花了9万余元。在她看来，好在工作很稳定，总体来看，还“划得来”。
“拼爹”没什么光荣的，不过是寻租了制度漏洞而已。但在近年就业难的背景下，找工作好像还是有点成王败寇的市侩逻辑。9万块钱，加上各种或明或暗的“关系”，兑换来一份编制内的稳定工作，当事人不仅直言“划得来”，多少还有些优越感。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：一者，9万块搞掂的“工作”，当事人固然坐享渔翁之利，则必然有人因为金钱关系而被不公地挤兑出局，那么，基于公平正义之上的“耻感”何在?二者，即便我们不对当事人做过多的道德谴责，起码还证明事业编制制度缺失在某些层面有明晃晃程序“BUG”，这种明码实价的交易，既不是自文女士起、也不会从文女士而终，那么，还有多少人因此得利呢?
都说就业乃民生之本，如果“本末倒置”，伤害的不仅仅是求职者的梦想与信心。当然，父辈爱子心切，突破规则的心自古有之。譬如根据最新调查，目前在美国，有三分之一父母在子女大学毕业时帮忙找工作，10%的父母会参与面试安排，2%的父母会在面试时坐在子女身边，10%的父母会在面试后给雇主写感谢信。问题是，只要规则“洁身自好”，“帮忙”自然不至于乱象丛生。
至于求职者对编制或体制内的偏好，是每个理性经济人的正当选择。两件事，足以佐证我们对编制的疯狂：一是此前不久，哈尔滨招聘事业编制环卫工人，448名编制名额竟引来一万余人的报名，一位硕士落榜者表示不会轻言放弃，宣称“就算是死，我也要死在编制里。”二是一位法律专业的毕业生，一心想考个编制，却屡屡未能挤过独木桥，插队过桥的心思刚起，便被无业农民蒙走了5万。
在这种“编制偏执”的背后，与其说是“丈母娘的压力”，不如说是现实赤裸裸的诱惑。下面这份新鲜出炉的数据，足以窥斑见豹：北大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日前发布的“中国家庭追踪调查”数据显示，2012年收入最低的5%的家庭收入累计占所有家庭总收入0.1%，而收入最高的5%家庭的收入却占所有家庭总收入的23.4%，是前者的234倍。在收入来源方面，工资性收入已成为全国家庭收入的最主要来源，“若有家庭成员在体制内工作，则家庭人均收入明显较高”。
“拼爹”衍生出的萝卜招聘、火箭提拔等闹剧，确实可以通过“查漏补缺”来防范;但同样的劳动，编制内工作就有法定的优越性——这种历史因素的现实断裂，更需要制度设计来弥合。好在一些共识与行动正在紧锣密鼓。7月14日，以“加快政府职能转变，深化行政体制改革”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行政改革论坛在北京举行。“推进权力下放，激发经济社会活力”、“加强和创新管理，有效履行政府职能”、“大力转变政风，提高政府公信力”等，已成为观照中国梦的一些现实维度。是的，只有加紧推进事业单位改革、为公职祛魅，编制上的纠结才会真正终结。
